29:40開始
大家好，對、就是說…呃，就是在這個地方64的紀念晚會的舉辦，在台灣、在1980年代的時候…在1989年在發生六四事件的當下，在各位所看到的後面的自由廣場，那整個廣場上面其實都坐滿了人，大家知道這件事情嗎？有參加過那個靜坐的人舉手？（註：現場好像舉手的人很少）對、顯然這是一個不同…有一個世代的差異（笑）。
對、當然我們現在有很多人已經不知道或不記得有這一場運動，當時在那邊（靜坐）的人數不知道有幾萬人，但是看一下我們今天在場有多少人？可能大概有一千人、二千人。大概這樣四年辦下來，每年六四的紀念晚會大概就這個人數的規模。當然很多人會開始問說，為什麼台灣每年紀念六四的人都這麼少？而且四年下來好像沒有成長的趨勢，大概就維持在一個基本盤──大概是一千人、二千人。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那我在回答或是在解釋這個問題的時候，我通常都會告訴這個人說，在二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對這個事情表態。在一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它是一個甚至可以值得我們慶幸的事情──人少我們值得慶幸；但第二件事情是，同時、在慶幸的同時，人少我們應該覺得悲哀、覺得羞恥。
在什麼樣的意義上應該覺得慶幸？
當我們今天在回顧1989年，很多人在問說為什麼1989年的時候，台灣有那麼多人站出來，為什麼到今天香港還那麼多人站出來、而台灣人每年都這麼少人的時候，其實我們應該要回顧到那個歷史的脈絡裡面，回到那個社會的脈絡裡面，來看這件事情。
在談論1989年國民黨所動員的那一場聲援六四的那場行動裡面，一個最具印象化、直到今天都被使用的那一首歌，叫做「歷史的傷口」。那個「歷史的傷口」這二天在臉書上面很多人在轉貼，轉貼說：『欸、當年這一些人都在聲援六四，但是今天還有哪一個人敢講，有人舉得出來嗎？當年在唱這些歌的歌手有多少人今天跑到中國去賺錢，對於六四噤聲、對於服貿噤聲、對於台灣反對中國的一切噤聲？』（聽眾：小虎隊嗎？）小虎隊…對，不
曉得為什麼每次發訊息的時候都要用微博。（全場笑）
很多人在困惑這個事情，那我們仔細去想這件事情，我們根本不需要感到困惑，為什麼呢？因為很清楚的，大家在1989年那個時候、在那個時代，這一群被動員出來的歌手、這一群被動員出來的這些學生，事實上是非常重要（地）透過當時國民黨的動員系統。
那個時候有一個非常主流的一個印象：就是說我們是「自由中國」、它們是「紅色中國」。所以我們要用我們的自由中國來對照它，我們要來用自由中國的身分來聲援它。可是在1989年六月四號，那它（註：這裡應該是指台灣）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嗎？如果你還記得很清楚，在1989年六月四號的前二個月，才有一個人因為那個政權而自焚，那個人是誰？（聽眾：鄭南榕）所以在當年那個時代底下，這些人站出來去聲援中國，但同樣的這一群人卻不會對當年的那個政權──這個動員他們出來的政權──所發聲、所批判，這本來就是個很奇怪的事情。
我們現在回想起來，在那個年代、在後面那幾萬人裡面，有許多人──當然有部分的人他們對於民主跟自由的價值有所堅持，可是大部分的人可能他來自於一種從小被灌輸的自由中國、中國民主主義、愛國主義的想像所以被動員出來，這是當年會有這麼多人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香港為什麼這麼多人？大家非常清楚的知道，1989年的時候，那個時候，中英已經完成了談判──準備要在1997年的時候要回歸，所以他們非常重要、非常熱切的因為他們即將要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直到今天，在這十幾年的時間裡面，他們都一直在對抗這件事情。
因為香港人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之後，他們每天都非常明確的知道、感受到（在）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之後，他們的自由、他們追求民主的渴望，直到今天他們都還在爭取，要普選、要去選出他們自己立法會的議員、去選出他們的特首。
那是因為他們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對照起當年的那一場愛國主義所動員起來、對於民主和自由的價值沒有太大的堅持的那一場學運，對照起現在狀況顯然比我們更險峻的香港社會，在紀念六四，我們人比他們少，我們可能不用感到太過於沮喪。在這個意義上不用太過於沮喪、甚至於我們應該感到慶幸。
可是在另外一個意義上，我們應該感到悲哀，為什麼我們的人這麼樣的少？那必須要談到，為什麼今天我們在這個地方還要紀念六四，這也是剛剛包括妖西或大家在談到的，很多人會困惑的。
好，既然如此，你要脫離愛國主義、你也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為什麼在今天這個意義上面我們還要紀念六四？為什麼大家今天對這件事情感到這麼樣的重要，為了六四的死難者、為了到今天還被關押在牢裡面的人，點一盞燭火為他們祈禱，為什麼？（聽眾：人類的愛、人類愛）好，謝謝這位阿伯，給這個阿伯一個掌聲鼓勵（笑）（全場拍手）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當然是六四作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個屠殺事件，當然作為一個堅守基本價值的人，我們都應該去紀念，我們甚至不應該只紀念六四，我們可能要紀念世界各國──包括在德國、在俄國，所發生過的這些所有的屠殺事件，這是一個我們共通的基本價值，如果我們還相信普世人權，我們應該去做這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從2009年開始，為什麼開始有這麼多的台灣學生開始參與、在加入這個六四主辦的晚會裡面，當然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是我們清楚的感受到那個威脅。
包括在太陽花學運裡面，很多人在問起說為什麼會有這麼大波的運動，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我相信也是從2008年開始，同樣在這一個廣場上面，有一群學運的運動者，他們因為一位中國的官員來台所導致的國家暴力的威脅，而發起的一個運動，叫什麼運動？（聽眾：野草莓）對，野草莓學運的那個時候，大家就在這個牌匾底下，少少人在那邊坐了一個月，那是「野草莓學運」。
到2012年我們發現那個威脅更加的進逼、逼入到我們的生活裡頭，逼入到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裡頭，那個運動叫什麼運動？2012年，那個運動叫「反媒體壟斷運動」。事實上這樣一步一步的進逼下來，影響層面一步一步的進逼，逼我們去思考。
在2008年開始，大家如果還有印象的話，那個時候我們對於中國的想像不是這樣子的。那個時候主流媒體對中國的想像是＂大國堀起＂──所有經濟、西進的希望全部擺在中國。曾經有一個總統候選人的政營裡面，就以這個當作他的政見的主打的主軸，那是2008年的時候我們所面臨的狀況。
可是過了這4年、5年，我們發現事情遠遠不是如此，在中國堀起的這個脈絡之下，在這個美好包裝的＂中國夢＂的夢幻詞藻底下，事實上我們所看到的裡面、下面當然都是些不堪的東西，因為這些不堪的東西實際上對我們造成了無比的威脅。
這個威脅逼得我們去思考：我們到底要怎麼去對抗這個事情。
但我們去思考要怎麼去對抗這個事情的時候，我們開始去看其他地方人們怎麼去對抗這個政權，於是我們看到了香港在每年的7/1的時候有50萬人上街、幾十萬人上街；於是我們看到了在中國的這些所有的異議者、這些運動者在持續的抗爭和（被）打壓，而今他們有很多人在牢裡面持續的奮鬥；很多人流亡在海外回不了家。
我們看到這些事情，於是我們決定要跟這些人站在一起，而跟這些人站在一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起點在於說，我們可能必須重新去梳理、重新去記得，那個對於這個國家的國家暴力（及）對於這個國家、對於這些人權的打壓。
對於這些人實際的侵害的記憶，我們必須重新一起去記起這些事情。
我們不只要記取1989年六月四號那一天，我們必須記取整個1980年代在中國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必須記取在這25年裡面所有這些人所共同進行的努力：在香港的努力、在澳門的努力、在中國的努力，然後在這個記憶的基礎之上，我們要開始思考，我們要去如何跟這些香港人、跟這些中國人民，我們共同奮鬥去打垮這個同時在欺壓我們的政權。
在這個意義之下，我們紀念六四，我們談論中國，談論中國社會與中國的抗爭。這個意義就遠遠不是1989年在後面這個廣場，那幾萬人裡面所談的那個自由中國、民主燈塔啊這種想像，我操你媽台灣是一個什麼樣的民主燈塔？（全場歡呼＋鼓掌）對不起我用了髒話（害羞笑）好、對不起對不起…好、對不起（聽眾：沒關係啦沒關係）。好，我用一個比較髒的字來講這句話好了，我去你馬英九的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民主燈塔？（全場歡呼＋鼓掌
）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民主燈塔？這個民主燈塔裡面住著葉世文嗎？（全場笑）這個民主燈塔裡面住著賴素如嗎？住著林益世嗎？（聽眾：住著劉政鴻）啊對不起我差點忘了這個人（全場笑＋鼓掌），因為他最近沒有什麼戲份。
去年暑假的時候，我曾經去過中國一趟。去中國的時候我走的是那個特別通道，不是走中國居民通道，他另外開了一個通道給我走，因為我有抗議了一下。我去中國的時候、我去了香港、去了廈門、去了上海、去了北京。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就是說，我到廈門的時候認識了一個年輕人，那個年輕人跟我談起他們在廈門抗爭的經驗，他說他覺得非常的沮喪，他說這些所有的民主國家、共匪國家什麼的，都是虛妄的，背後只有一個東西在運轉──那個東西就是「資本」，就是「資本家」。
我問他為什麼？他告訴我他在2007年，還是高中生的時候，參加過他們在廈門的一場運動，（那場運動）有幾萬人上街，大家知道2007年在廈門發生的這場運動在反什麼嗎？（聽眾：PX）PX廠，一個化工廠在那邊建造，經過一些黑箱──當然比我們黑箱──更黑箱的處理措施，要遷廠到廈門。影響到的是那整個範圍內幾百萬人的生活安全，可能受到污染、可能受到有致癌的風險。而這個PX廠的開廠人是誰？有人知道嗎？（聽眾：陳由豪）那
個人叫做陳由豪，有人聽過陳由豪嗎？（聽眾：有）陳由豪是以前中國國民黨的中常委，後來因為各式各樣的背信案，被台灣列為第六大的通緝犯，2003年跑到中共去，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然後用台灣的資本家、台灣的廠商、台資進到廈門去。
從廈門開始、從2007年開始，然後一路蔓延到大連、到其他的城市，到2014年在廣東的茂名市，一路都是同樣的抗爭，可是這些抗爭基本上沒有得到任何的回應。甚至在2014年三月的這一場抗爭裡面，還有非常多的人受傷甚至死亡。
那個廈門人問我說，台灣不是民主的燈塔？那你們台灣人在面對你們台灣自己的資本家來做這個事情的時候，你們做了什麼？你們能做什麼？我回答不出來。
在我最後一天到北京，要離開要回台灣的時候，那整個過程裡面我都跟中國的一個辦刊物的，叫《北斗》──這邊我做一個宣傳，有沒有《北斗》的成員在這個地方？──好，可能你不敢舉手，不然你可能要戴口罩（笑），好、不好意思。《北斗》是一個全中國各省的學生組織起來的異議網路雜誌刊物。可是即使是這樣的一個刊物組織，他們也受到各式各樣的打壓。
在我去的那一天，他們正好要辦一個全國性的集會，辦那個全國性的集會他們籌備了好久，一年只有一次，因為中國很大你知道，大家都聚集過來，可是在我離開的那一天，我接到他們的消息說，他們那個全國性的集會不能辦、要被取消了。因為他們的主辦人在他們集會的前一天，被他們校方的團委會的人找去，把他審問了24小時，把他爸媽從二個省份以外連夜叫來，叫他不準辦。
我那個時候在想說，那我可以做什麼？他媽的我們不是民主的燈塔嗎？不是要照亮華人世界的黑暗嗎？我他媽我作為一個燈塔的小小一支燈柱，我可以幹嘛？我他媽的也不能幹嘛。
我把這件事情PO在臉書上面，有多少人關注？沒有人關注。而這只是小小的冰山的一角。再講個歷史。
有人知道「佔領中環」嗎？（聽眾：有）中環在哪裡？（聽眾：香港）佔領中環要幹嘛？什麼時候要佔領中環？
「佔領中環」事實上是香港人要去爭取他們特首的普選、立法會的普選，作為一個政治改革的運動，已經推了好多年。
在五年前，2012年的時候，本來在他們基本法的規定裡面，本來就應該給他們政治改革的權利，後來又延到2017年。那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政治改革的方案可以去允許他們有這樣的權利，所以從一年多前開始，就有一群香港的學者和學生，他們開始推動這個運動，要去提出他們政改的方案，如果這個政改的方案再被否決，他們就要去佔領中環──大概等於我們的東區、信義區、金融中心──然後用這種公民不服從的方式去逼迫中國，去答應他們的政改方案，讓他們有民主普選的權利。
可是到目前為止，這些所有「佔中」的人所得到的回應，都是說他們是「反黨」、「反國家」，然後「佔中」的人跑來跟我們交流，再被扣上一個帽子說：你跟林飛帆見面，你就是勾結「台獨」。然後林飛帆又很白目，他就說我支持香港獨立──然後讓他們更黑（全場笑）。
我的意思是說，各位在這個地方紀念六四，爭取中國人權，可是我們到底對中國人權了解多少？對香港人權了解多少？我們連一個佔中的時間我們都講不出來。我們不知道佔中在幹嘛──即使那個地方每年都有50萬人。我們差不多20年才有一次50萬人，可是他們每年都有50萬人──我們講不出來，那我們在這邊幹嘛？我們在這邊幹嘛？
每次在碰到這些香港和中國的朋友的時候，我都他媽覺得自己每年在這裡紀念六四，感到非常地偽善。我們每年到底花多少時間去認識這些事情？我要講的事情就是，當時我講到這些所有的事情，有些是中共他們本身去做的事，有些事情是在中共強大的當下，事實上我們台灣人也出了一份力。
我們出了什麼力？我們出了一個陳有豪跑到那邊去蓋化工廠──打人鎮壓殺死人；我們出了一個講說「民主不能當飯吃」的大總裁，叫什麼名字？（聽眾：郭台銘）我們出了一個郭台銘跑去蓋富士康，讓人連連跳樓一直跳，跳了十幾個。
我要講的意思就是，在這個時間點上、在這個年代，去紀念六四，我們不只要去紀念六四那一天，我們也千萬不能懷著他媽的我們是什麼民主燈塔、自由燈塔在那邊照亮大家，我們本身就很黑（全場拍手）。那我們本身很黑的時候，我們怎麼辦？我們就要去連結這些人，把這些黑黑的東西給照亮啊。
在這個年代紀念六四，我們不只要去捍衛台灣本身的利益，在那個同時我們必須去了解這過去25年來，在中國、在香港他們經歷了什麼事情。哪些事情是我們出了一份力──包括陳由豪包括郭台銘──我們出了一份力幫忙去鎮壓他們，我們自己在國內要怎麼去解決這些人？我要怎麼去告訴這些人說──引一句我的偶像台獨機關槍講的話：『民主或許不能當飯吃，可是民主可以讓你有尊嚴的吃飯』，對不對？（聽眾：對～）
這是我們這個年代去面對中國，去面對過去歷史的這些記憶，非常重要的意義。那實際的行動是什麼呢？實際的行動其實在剛剛的講述當中也講得非常的清楚，在這個時代我們要做的事情，只有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當然就是深化我們本身的民主。我們要深化我們本身的民主去對抗，這些在中國、在香港同樣用錢去砸損人家尊嚴的人、去對付他們，讓他們知道人民才是主人。
我們要（如何）深化我們的民主，在近期這些過程裡面，我們看到我們提出「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去卡死這些兩岸的政商集團在黑箱裡面繼續的牟利，同時…差點忘了我今天是代表「島國前進」上來的（笑）；同時，要去深化我們自己的民主，你必須去面對台灣本身的代議政治有許多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除了先前提過的憲政改革，非常重要的是──在島國前進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我們在用公投的連署來修改公投法，去落實直接民主的實踐。待會後面有簽署書，大家可以去簽一下。
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只捍衛我們本身的民主，不只捍衛我們自己本身這個國家，如果我們作為一個對於價值有根本信仰的人；如果我們不是一個只想到以他人作為對照、然後自己以為當作是自由民主的燈塔就好開心的這種人的話，我們應該從今天開始，去關注更多中國底層的抗爭，去聲援、以實際的行動來支持在今年的6/22就要展開全民投票的佔領中環的行動。
如果你的暑假一定要選一個地方去旅遊，我建議你7/1最好的地方就是去香港，但是你可能要看一下臨時會那個時候有沒有要審服貿（笑），因為差不多要審了，就是馬英九昨天已經放話了，（那）大家還是先不要旅遊好了（全場笑）。
我的發言差不多到這個地方，但是我還是必須要呼應一下剛剛魏揚在台上講的。這二天其實很多人在想起六四天安門學運的時候，看到當時那些人在六四天安門廣場的現場時，在講到當時的那個氛圍，有很多朋友有講到他們有很強烈的「既視感」。這個「既視感」就是，在這個場景、很多的場景也發生在同樣的行政院的晚上。
那我前陣子在電視上也公開的講過這個事情，我在這個地方必須非常深刻的對在行政院晚上有參與的同學，深深的道歉（鞠躬）。
道歉有兩個理由，很多人在質疑說為什麼我們在現場第一時間就切割行政院──當然這中間牽涉到太多司法偵訊的過程，我們不方便在這裡說太多──可是我們必須講說，的確在行政院現場的時候，包括我跟林飛帆（及）在議場內的部分人其實也參與了行政院議題的討論。只是大家到最後做出的決定是說，定調成行政院是一個自發性的行動，包括我們跟現場去帶領行政院行動的同學。
那我們必須要對這個決定作出一個很大的歉意──因為我們輕忽了這場運動的能量，我們也輕忽了對方鎮壓的強度，當我們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我們就應該知道，這是一個不可能切割的事情。可是我們現場作了這個決定。
第二個道歉，我必須要對所有在行政院現場帶領行動的朋友、以及所有參與行動的伙伴，深深的道歉。因為我們當時，並沒有選擇走出立法院，走到行政院前面去，去跟大家面對那一切。
好，謝謝大家，在這個轉型正義的場合，結果（註：該被？）轉型正義的是我自己（笑）。謝謝大家。
感謝 adalyn@ptt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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